扫黑剧以法之名高开低走，揭示类型剧创新挑战？

东莞石排律师获悉

近年来，包括《狂飙》《破冰行动》《扫黑风暴》在内的一系列反黑剧广受欢迎，而被称为年度“标准示范”的《以法之名》首次以“自我革新”的姿态，对已有反黑剧实现了突破，开播后获得了广泛赞誉和极高关注度，然而，该剧播出过半后评价急剧下滑，豆瓣分数降至6.9。《以法之名》呈现出一种从高峰跌落的现象，这反映了类型剧在题材开拓、故事讲述方式创新以及角色塑造方面遇到的困难，同时也暴露了实际操作中的难题。

以“打伞破网”的扫黑题材，实现检察剧的类型突破

这类剧作通常围绕团伙性违法活动展开，其反映的社会现实更为真切，善恶冲突的界限更加清晰，因而常常充满戏剧冲突，同时也具备很高的艺术吸引力。然而，在已经出现的作品中，怎样让这一主题焕发新的生机呢？该剧融合了检察与扫黑两种剧种的特点，借助检察官对涉黑案件的监督性调查，深入描绘了司法体系内部的净化工作，不仅拓展了检察剧的题材范围，还创新了扫黑剧的表现手法。

检察剧属于具有显著行业特征的影视剧种，开篇必须由创作者深入领会检察官的工作特质。在政法剧的子类型划分中，检察剧同公安剧尽管都以案件进展作为故事脉络，并且都描绘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两者在叙事核心与呈现方式上有着本质区别。以公安人员为故事主角的公安剧，往往围绕警方打击刑事犯罪的果敢行为展开，着重刻画公安人员同犯罪分子的正面交锋。剧里动作戏份特别多，这类戏现在扫黑除恶剧里很常见。不过，我国检察剧主要讲检察院的监督作用，重点放在审查案件、监督工作和查办职务犯罪这些司法活动上。剧中经常见到去外面了解情况、和当事人谈话的戏码，但打斗场面就比较少见。检察剧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子类型区别上，要构建切合实际的叙事框架，关键在于以检察官职业的规则体系和职责范围作为根基，并且要遵循司法体系的运作方式以及不同角色的任务分配，这是不容忽视的。导演傅东育曾经强调过，尽管检察题材属于涉案剧的一种，但创作时必须注意，不能让检察人员穿上制服却执行公安的职责，编剧在创作这类剧作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套用过去警匪剧的套路，这种情况需要警惕。因此，《以法之名》在讲述扫黑除恶的故事时改变了惯常的讲述方式，不单单追求视觉冲击，而是把矛盾冲突融入政法机关内部情感与法律交织的错综关系里，描绘出一系列周密策划的言辞较量与心理对抗。

此外，为了提升观赏效果，该剧运用了悬疑剧的讲述方式，在序幕就抛出“万海案申诉”“检察官意外离世”“市代理检察长遭人暗告”三项疑案，众多线头相互缠绕，逐步展开，促使观众在持续探寻中沉浸故事。这部电视剧的篇幅较长的故事里，上半段没有采用全知视角，观众仅能透过省检察官们复查案件时的有限视角，逐步知晓事件的始末经过。剧情越往后发展，谜团越加难解，确实让追剧的人非常着迷。

人物弧光构建的失效，削弱了正面人物的感染力

近些年，像《狂飙》和《破冰行动》这类扫黑除恶剧为了创新故事讲述方式，对反面角色刻画得比较复杂和立体，不过正面角色的形象塑造往往比较单薄，符号化现象突出，缺少多角度的性格塑造和丰富层次的情感展现。相比之下，《以法之名》明确把故事核心放在正面角色身上，没有过多着墨于对恶势力的猎奇。此外，这个作品试图打破那种完美无缺的角色设定，对主要角色展现了丰富的个性特征。

主人公洪亮性格让人不快，他精明世故，一直小心谨慎，偶尔显露胆小怕事。他既被司法系统内部权力斗争和人情纠葛缠身，也被家庭束缚，常常在法律与情面、权力与利益中摇摆不定。这种非典型人物塑造方式，确实让主人公更贴近普通人。可惜的是，一部讲述司法体系自我修复的影视作品中，敢于正视困境、精于处理疑难案件的检察官形象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根本原因在于，观众在剧情推进中无法观察到角色明确的成长轨迹。直到洪亮最终明确立场，与充当黑恶势力后台的岳父家族彻底划清界限时，整个故事已经抵达了最终章。这部以“合法”与“违法”为核心冲突的检察题材作品，因为主角未能展现令人信服的蜕变过程，从而降低了检察官这一职业形象的号召力，也削弱了其本应具备的庄严意义。

法律监督者与人民权益维护者，检察官承担着庄严的责任与任务。观看影视作品时，人们常把追求公正的愿望赋予角色，以此补偿现实里个人能力不足带来的失落。不过《以法之名》里，并没有一个可以寄托法治观念的主角。剧集中除了洪亮，那位被称为孤勇者的乔振兴检察官，在故事刚开始时就牺牲了东莞石排律师，观众只能借助回忆片段来认识他；洪亮的工作伙伴郑雅萍，为人正直，但整体形象比较单薄，缺乏立体感，也没有展现出人物成长的过程。再看看那部被称作“高开急转”，连续五年在豆瓣获得9.0高分评价的《沉默的真相》，剧中的江阳检察官，从最初充满激情的理想型法律人，逐渐转变为遭遇不公的无法发声者，最后又化身为在绝境中坚持揭露真相的斗士，他最终投身其中，牺牲自我，成为了为真相献身的勇士。因此，“正义需要牺牲”不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标语，而是真切地烙印在角色的生命历程上。

中后段叙事重心的偏移，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传递

《以法之名》属于社会写实剧类作品。毋庸置疑，该剧极力排除了不切实际且远离现实的浪漫化叙事手法，着重刻画了司法人员的职责与日常石排镇律师，同时深刻揭示了权力滥用、官商勾结、官场家族化等社会顽疾。开头部分，电视剧以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复核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为开端，描绘了省级调查团队进入地方司法流程时遭遇的诸多阻碍，使观众切实体会到自我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难题。进入后半段，人们热切关注检察官们能否凭借决绝意志和精湛业务能力，让被遮蔽的事实真相得以揭露，然而剧集却运用了“捷径”——重要侦查线索多由受害者家属自愿透露，或是反派之间矛盾激化所致，并非专案组积极攻克，这严重削弱了专案组的掌控力，也使得剧情后半段的冲突性明显减弱，观众原本的期待最终未能实现。叙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人物动机的衔接不够紧密，还有回溯技巧的频繁运用，都降低了作品所蕴含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创作以社会现实为根基，既要反映现实，也要超越现实，以此提升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在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巡回检察组》里，剧集始终以逻辑严密、行动坚决的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作为叙事核心，让观众看到他侦破错案及相关案件的全部过程，最终被其多方面的调查手段和精湛的办案能力深深折服。这部作品凭借连贯的故事线，让受众感受到现实生活里即便有司法体系上的不足和人性中的阴暗面，也始终有某些群体凭借专业素养和勇气执着地维护着法律的庄严性。法律程序有时可能会耽搁，但绝对不会彻底消失。检察题材的影视剧正是通过呈现这种必然性，给予人们对于法治最可靠的信念。

影视作品类型化发展过程中，检察类剧集需要深入理解艺术表现法则，增强故事情节的吸引力，精心刻画具有感召力的法律工作者形象，以此提升民众对法治理念的信任度，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营造更优良的文化氛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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